■評論「陶庵夢憶」的文章不少。先撇開大家對張岱文字的共同讚美不談，比較有意思的討論是「陶庵夢憶」的歸類，還有到底張岱在寫夢憶時的「悔」與「不悔」。
呂叔湘認為筆記文類中的風土記裡，描寫北宋開封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南宋臨安（杭州）盛景的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的「西湖老人繁勝錄」，吳自牧的「夢梁錄」，以及周密在南宋亡後所寫的「武林舊事」等，生動地紀錄了都市生活的面貌，所以為中國「都市文學」的開端。陳萬益在「陶庵夢憶」的導讀中，便循著呂叔湘的「都市文學」來定義「陶庵夢憶」。
「歸類」是一種解釋；而「都市文學」這個類別也的確十分動人。可是仔細地推敲，「都市文學」卻是個靜止的、死的、沒有舉一反三解釋功能的分類。東京夢華錄等基本屬性還是是風土志，作者並沒有因為在描寫城市而發展出不同於方志的分類法來包容都市生活。他們大多依著時間（歲時）和空間（城坊）兩組座標做半客觀的報導，而他們的主觀可以從空間人物的選擇和陳述次序的安排隱隱察覺得出。雖然寫得活靈活現讓現代讀者心饞不已，但也只是上品導遊手冊的格局。張岱「陶庵夢憶」的結構和風土志不同（這點會進一步討論），和清朝沈復的「浮生六記」相同是城市人生活的絕對主觀紀錄，在精神上是和風土志完全兩回事。如果把二者全放在都市文學中看待，以讀風土志之心來讀夢憶，讀浮生，則將錯過太多深意－－風土志是以「城市史料」突出，夢憶等則是以「個人敏感」驚人。
或許我們應該用「城市書寫」來進行分類。
「城市書寫」鬆散地包括自古到近代所有和都城有關的敘述，作者的個人觀察和立場必須明顯，所以純地方志類的機械描述不在其中。因此賦類的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西京賦，東京賦，南都賦，左思的三都賦；風土志類中的兩宋京城，明劉侗的帝京景物略等；還有筆記類中水準高者如袁宏道的隨筆，陶庵夢憶，清朝沈復浮生六記以及其他文字一般者如明朝范濂雲間據目抄之類等；晚明起特盛的游記類；甚至明代馮夢龍的三言，凌濛初的兩拍白話小說也該算入其中。
換句話說，東京夢華錄不是都市文學的起始，而是城市敘述的一個章節。而一個縱貫的城市敘述研究，有助於我們瞭解中國千年來都市經驗的變遷。這是一個鉅大的題目，由於目前的重點是陶庵夢憶，所以我只大膽假設結論而不進行深入的分析（以為脫身之計也）。
城市敘述可分出兩大類，第一種是以國都為中心的，第二種是以作者生活環境，也就是地方城市為主的。觀察描述京城的氣象由此推論國運的盛衰，是早期城市書寫的主題。賦類作品是如此，以京師為主角的風土志，也存有這般心態。不過若是在國朝亡後回憶當年盛況如東京夢華錄，則又另當別論－－感傷的渲染增加了敘述的情感。
陶庵夢憶和浮生六記的特殊正是京師不再是作者活動的重心，也因此不是書寫的重點。這是中國都市史發展到十六世紀後的一個重要轉變。之前歷代除了國都外雖然都有次級的城市，可是文化的精采總不及京城，所以「望長安」的心情常自黜官文人的筆下流露而出。可是自十六世紀中葉，也就是明朝萬曆年間，地方城市，尤其是江南城市的發展不但可以和南京北京等量齊觀，甚至文化活潑、經濟繁榮更在京城之上。從當時江南人的筆記中，常見讚嘆城市之改頭換面，民生富庶，文風昌盛；也有感嘆風俗的由簡而奢而追求時尚，商人階級的侈欲，士人地位的下降，社會階級流動性增加；到了崇禎末年，對外貿易中斷，新大陸的銀子減少流入，銀價物價大漲，城市經濟嚴重蕭條，那時期對城市社會的形容就只有淒慘可言了。
十六世紀中期江南都市的發展，是現代中國都市社會的濫觴，也促成了第二種城市敘述出現的可能。江南絲織業的發展帶動了整個地方經濟的興盛，也刺激起消遣娛樂等被衛道人士批評為奢侈的消費行為。譬如蘇州當時西城是熱鬧繁華區，東城則偏佈著絲織戶和各類手工業，男女並肩經營，常見織戶主的名字為女性的。傳統中以擁有田產鄉居為理想的士大夫（如告老歸田的觀念），不敵城市生活的吸引，同時也是為了方便應酬來往，漸漸轉為城居，有的還經營起絲織業，甚至在家裡置了織機雇起織婦生產的。一幅晚明江南城市風景中，士農工商的社會區隔完全模糊，社會階級改以現實的財勢來劃分，上等的富人中有官有商有作坊主也有衙門訟棍；下等貧戶裡有本地外地雇工，也有落魄文人。我們很可以說一個市民階級的確存在，他們所形成的城市文化是十分聲色、視覺、世俗的：看戲，看平話小說，看人，被人看，遊山玩水，賣弄風雅以抬高身價，講究時尚衣著以提高社會地位，有時不滿還成群鬧事，地方官都拿他們沒辦法。一個典型的江南小市民，個性可急，可巧，可精，可狡，他不是壓在階級底層的蒼頭無語問蒼天般做著城市的佈景，而是社會景觀中十分突出的角色，那些古代社會裡高高在上的士人階級或許輕視他，敵視他，卻絕難忽視他。
張岱的前半身是在這麼一個氣氛中過的。如果他要書寫他的過去，他就免不了寫到生長的紹興城，常遊的杭州，蘇州，南京等江南大城，作品也因此不免被視為「都市文學」。但是都市不是陶庵夢憶的重點，張宗子不是孟元老，要借著開封為題去懷念他消失的城市中至高無上的逝去皇帝，張宗子想念的是「人」，活在城市場景中的「人」。書寫的焦距不同，是因為作者在城市發展史的前後位置不同。
山陰張家祖宗來自四川，所以張岱有時自稱蜀人。高祖父張天復世宗嘉靖二十六年進士（一五四七），曾在雲南驅使大象四十二頭平定作亂土酋，曾祖父張元汴穆宗隆慶五年狀元（一五七一），祖父張汝霖神宗萬曆二十三年（一五九五）進士。到了父親張耀芳，不事生產，日日沈浸於古書帖括之中，年年考試又不第，家境日衰，後來全靠母親陶氏辛苦經營二十年，家業才寬裕起來。出身自如此顯赫之家，雖然家境時有起落，但無傷張岱前半生戮力於聲色犬馬，縱情於風雅癖好，結結實實享受著感官欲望之極致美。然而這一切，在明朝滅亡後，化為泡影。
